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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上的焖面

  杨碧薇
  云南昭通人。文学博士,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诗集《坐在对面的爱情》、散文集《华服》、学术批评集《碧漪或南红:诗与艺术的互阐》。在《南方周末》《汉诗》开设批评专栏。曾获《十月》诗歌奖、北京诗歌节银质奖章。
 
  我上了火车,柔软的金光逶迤而来,斜斜地贴在玻璃窗上。这是兰州的初夏,K858次列车整装待发。我坐的是硬卧,这当儿,我把背包往床上一搁,开了一罐雀巢咖啡,消磨着发车前的空当。
  一群老太太鱼贯而入,呼朋引伴,沉寂的车厢被她们爽利的四川话烹沸了。她们大约20来人,皆60岁上下,有的还戴着旅行社的鸭舌帽。我这隔间也涌进4位老太太,刚坐下,她们就从随身携带的包里取出酒店标配的纸拖鞋,七手八脚地换了鞋。
  最后上来的,是个30多岁的女人。她体态微丰,一袭翠绿的雪纺长裙,更是衬得面若银盘。只见她头发绾成了一个髻,髻上插着一支步摇,人动,步摇也动,人停,步摇仍颤动。她放下行李,不声不响地坐下,老太太们正忙着传看旅游纪念品、计算出游账目,我倚在床头看书。中午来火车站前,我先去买了本雅明的《柏林童年》。火车开动了,我翻看着书中的黑白照片,不知不觉间,贴在窗上的金光溜走了。
  老太太们闲下来了,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翠裙女子。整个下午,她都斜坐在床脚,两手交扣着搭在膝上,一动不动,活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。不对,她并没有认真听讲,而是在专心地出神——她注视着对面的走廊,窗外,绿洲和土塬交替飞闪,大地磅礴孤独。蓦然,只听老太太们问她要去哪,她方回头蹦出一句:“去成都哟!”
  老太太们挺开心:“成都就是终点站啰!我们也到成都,还要转车回宜宾。姑娘,你家就在成都哦?”她收拾起思绪,笑着摇了摇头:“我家在绵阳。”“那怎么不在绵阳下?这趟车不是经过绵阳吗?”“我还要先回成都办点事,过几天再回绵阳哟!”
  老太太们又问我,我说我到阳平关下,再从那里转车去汉中。大家就此摆谈起来,我才知道这群老太太是宜宾某医院的退休职工。她们已经出来旅游了一个月,先在甘肃玩了一圈,又在兰州跟团去了俄罗斯。“小姑娘,你们比我们年轻时幸运多了,一定要多出去走走。”她们对我说。
  巴蜀自古不乏热情疏朗者,三下五除二,聊天便节节推进。老太太们连声询问,翠裙女子娓娓答来。原来她这次去兰州是为了看儿子的。前几年,她离了婚,孩子跟着爸爸,她则只身回到四川,如今在绵阳经营一家服装店。
  “看你年龄,就跟我女儿差不多大。怎么要想着离婚呢?”有老太太问。“刚结婚那几年,我们感情很好的。后来两人性格不合,三天一小吵,五天一大吵,不如各过各的好。”“那你得有多想娃娃,娃娃肯定也想你。也是难以两全喽。”翠裙女子从容叙述着:“这次回兰州,我每天接送娃儿上学。早上我从酒店去家接他,送到学校;下午又把他从学校送到家,我再回酒店。就这样几处跑,后来公婆硬是让我搬来家里,说这样方便多了,反正娃儿也黏我。我只好又住了一个多星期。娃儿他爹没在,他今年都在武威那边忙工程;他若在家,我是不可能去住的。”
  天光渐收,翠裙女子的脸上却一点点舒展开,漾出了神采。有个老太太忍不住赞道:“姑娘,你真漂亮!”我们也连连附和。翠裙女子不好意思了:“我还觉得自己胖呢,该减肥了!”老太太继续捍卫己见:“就是要胖点才好看,你这样是健康美!”
  说着,已到饭点。老太太们打开旅行包,把提前准备好的食物一样样拿了出来,招呼着我们吃。我原打算在车上买盒饭的,包里只剩一块小面包,实在拿不出手。正在按兵不动,翠裙女子就取出两个不锈钢的双层保温饭盒,一盒摆在桌上,对老太太们说:“阿姨,你们尝尝这个焖面,是我婆婆做的。”又将另一盒的下层自己留着,上层递与我:“妹儿,吃过河南焖面没有,快来尝尝。”我摆手拒绝,她坚持要给:“盒饭哪儿都能吃,今天你就吃姐的焖面吧。”我素日在外旅行惯了,在火车上也吃过别人给的东西,再加上没吃过焖面,好奇心打败了矜持,遂将饭盒接了过来,又把包里剩的一罐咖啡赠与她。
  她接了咖啡,递给我一双一次性筷子。原来她婆婆心细,想着她路远,不仅做了足够的焖面,而且还为她备了好几双筷子。我揭开饭盒盖,还未及看清焖面的真面目,一股面香已缠着乳白的热气扑面而来。我再定睛一看,只见根根分明的面条与切成长条的扁豆交织在盒中,面条金棕,扁豆略显深绿。这面条口感筋道,较之南方各路面条又另具一味。我慢慢吃完,车厢里的灯方亮起来。
  老太太们对焖面亦赞不绝口。扁豆焖面和宜宾燃面相比,差异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她们不一定习惯焖面的味道,但称赞一定是真诚的。一老太太想起了什么,问:“姑娘,你在兰州那些年,都是吃面食咯?”翠裙女子说:“公婆是河南人,家里主打面食。有时我和前夫出去吃饭应酬,甘肃那边也是以面食为主的。”老太太听闻,叹道:“不容易啊!如果让我顿顿吃面食,肯定受不了。”翠裙女子淡淡笑道:“时间久了就习惯了,我还学会做馒头了呢。”
  睡前,翠裙女子对我说:“妹儿,羡慕你呢,都要读研究生了。我没上过大学,结婚太早,只希望我儿子以后能考个好大学吧。你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,你年纪轻轻就去了那么多地方,以后的人生还会更精彩。”
  第二天清晨,火车到阳平关,竟只有我一个人下车。我离开时,车厢里的人还在睡梦中。我打着伞,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,就算是和萍水相逢的人们告别了。多年后,我在自己的散文集《华服》里写到了丽江、海口、天水、杭州,写到了皖南、企沙、福山,但有更多的旅程,包括这一段,都没有记下来。后来倒是有一篇论文《未来、远方与怀旧——“火车”的现代诗学形象》,我把它收入了自己的批评集《碧漪或南红:诗与艺术的互阐》。我在文中提到,火车曾是现代性的象征,如今随着高铁的普及,传统的绿皮火车不再表征速度与现代性,而是成为一个怀旧的意象。K858次列车也不例外,我上网查询它的近况时,发现它早已提速,沿途的诸多小站,包括阳平关,都不再停靠。这些变化是历史的必然,大量的往事注定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中,而就在我们存在的此刻,时间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。
  我想把这次旅行写下来,已是来北京生活后的事了。一个冬夜,我和兄弟在饭店小聚。我看到菜单上有扁豆焖面,就点了一份。待服务员端上焖面后,我对兄弟说:“我想起了第一次吃焖面时的情形。”他问是什么情形,我说:“在火车上。”他还要细问,我已用筷子挑起焖面,准备开吃——我突然意识到,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,是会颇费些时间的。因为,我想讲的不只是焖面,甚至也不只是翠裙女子,还有我在火车上度过的青春,有那些岁月里无限的山河与人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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