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

芬芳年华

　　■王明明
　　王明明
　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6年生于黑龙江小兴安岭，200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同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迄今已在《花城》《山花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芙蓉》《百花洲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60余万字，出版有小说集《舞翩翩》（“锐力文学江西”丛书之一）。现居江西抚州。
　　“我在朗乡上火车时，给父亲发短信，告诉他我坐在8号车厢靠北窗的位置上，再过40分钟就能看见他了。40分钟后，当列车驶过那个普通的道岔口，我使劲地趴在车窗上张望，当他直立的身躯与我所在窗户右侧边缘线交会时，他终于看见了我。一秒钟，一闪而过。他在岗位上，不能向我挥手，他穿着黄马甲，右手举着黄旗，斜着头满脸堆笑，表示他看见我了。他要在8号车厢那么多窗口找我，相比我找他，找孤零零地站在道岔口、站在白雪世界里的他是何等不容易。那之前，我曾多次在心里许愿要看看他的工作环境，可每次都因懒惰而放弃了。现在，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见面。我缓缓放下手，眼泪唰地流下来了。”
　　以上是我2008年日记里的一段文字。10年了，这个场景却五次三番地浮现出来，将记忆点亮。之所以不能忘怀，在于这场景里有我、有父亲、有故乡，更有我们的人生轨迹与铁路并行的那段芬芳年华，有我们对铁路的深情。
　　彼时，父亲的身份是绥佳线某个道岔口上的临时工，我则刚刚结束在南方的大学生活。大学四年，火车一次次载着我从南方回到东北，从东北返回南方。当南方的生活最终稳定后，我坐在那列带我离开的火车里，百感交集。我知道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故乡了。
　　路遥在《人生》开篇时，引用了柳青的一句话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
　　时光退回到2004年，那年开春，我与一个可能留在家乡从事铁路工作的机会擦肩而过。那时，我在读高三，有一天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父亲在电话那头转达了大伯提供的一条信息，问我是否愿意去报考铁路中专，毕业后做一名铁路技工。父亲说，你大了，这种事得你自己做主，我只是传递个消息。那是我第一次面临人生选择，对于一个刚满18岁的学生来讲，是煎熬的。大伯在铁路干了一辈子，他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铁路系统。可我已然读到高三，再去考中专，考出一个好成绩绝对不成问题，可心里又觉得不甘，曾经一门心思想跨过高考的独木桥，3年时光眼瞅着熬到了尾声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3年时光？犹豫过后，我放弃了那个机会。后来，我二伯的孙子王成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铁路中专，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绥化工务段，成了一名铁路技工。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他，我都仿佛看到了自己人生差一点出现的另一种可能，看见另一个自己。
　　我们家与铁路扯上关系还得从大伯和二伯年轻时说起。大伯和二伯还在襁褓中时，被祖父祖母带着闯关东来到东北小兴安岭。那一年，铁路招工的消息传来，大伯带着二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铁路招工，没承想，两个人一辈子就待在了铁路。不仅如此，又过去很多年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的几个堂哥堂姐也进了铁路系统，到王成这一辈，他们家已经有三代铁路人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铁路世家。
　　幼年的我，对铁路的最初印象源于去大伯家做客。大伯的家就在火车道旁，隔着两条钢轨，与他曾经上班的工区彼此相望。祖父育有七子，大伯比我大了五六十岁，我能走会跑时，他早已退休在家。去他家，都是借着我父亲去看他的由头，我得以有和堂哥堂姐还有更晚一辈玩耍的机会。闲班时，堂哥堂姐会领着我去工区，再晚几年，信号灯替代了信号旗。我拎着信号灯蹲在工区院子里，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，我学着数车厢的数量。鲜红轮子的蒸汽机车让我印象深刻。渐渐地，我养成了一个怪癖——数蒸汽机车的轱辘：前面一个小轱辘，后面跟着5个鲜红的大轱辘，紧接着又是一个小轱辘，然后就是前后并排各3个轱辘……汽笛一声巨响，在那5个鲜红的大轱辘附近窜出一股白气，吓得我后退了几步。
　　还有很多美好的记忆。比如，我们用照片留下了关于工区的一些影像资料。当时，照相机这个新鲜物件刚出现没几年，堂姐就不知从哪借来了一台。我们在工区院子里举着相机拍照，黄墙红瓦的背景成了记忆的底色。那几年，工区院子里种了两池扫帚梅。虽然它有那么多更好听的名字，比如波斯菊、格桑花……可在林场，我们都叫它扫帚梅。它被林场人星星点点地种在园子里或马路边，只有工区的这两池是大规模的。它们五彩缤纷，与黄色的墙面和蓝色的铁栅栏辉映着。几个堂姐站在花丛中，将花朵摘下来，戴在头发上。胶卷相机，拍照时看不出效果，洗出来多半都是糊的，工区像被盖上了一层雾，不过成片效果极具年代感，好像拍完就立马成了久远的记忆，直教人恍惚。可在工区的记忆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像被镌刻在了那两池花池的池壁上。
　　转眼到了中学时代。有一阵子，我是在火车上快速经过车站的工区，经过我们的林场。我需要坐火车到二伯所在的林场，再转另一列小火车折返回家。
　　读高中时，惬意和紧张的旅途我都经历过。有一段时期，老家的交通再次变得很方便，周末回家有好几趟短途车可选，它们还都挂了很多节车厢。火车穿行于小兴安岭的山林间，迎着山风，无数浪漫的幻想在青春期的心里不断萌芽。但幸运通常是短暂的，随着新一轮的“改点”（现在说的“调图”），车又变成只有一趟，连车厢都给减半了，只挂了3节车厢。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姐姐和我陆续通过高考来到南方，姐姐在湖北，我在江西。我们读书那些年，交通不便，两个省与老家之间都没开通直达车。寒暑假回家成了我父亲最操心的事。为了我们在旅途中能少受点苦，父亲每年都会想办法买一本最新的铁路时刻表，临近我们放假，他就开始翻列车时刻表。他热衷于研究如何转车能使我们多坐一会儿座位，研究怎么中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旅途时间。列车时刻表翻烂了一本又一本，直到我们先后告别那个总是跟春运凑热闹的时代。
　　独居南方的那几年，火车偶尔载着父母来南方，偶尔载着我回东北。更多的时候，火车载着的是父母的牵挂，他们将牵挂打包邮寄，通过火车运至南方。可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邮寄，譬如乡音。想念乡音时，我会选择外出旅游，即便是周边的短途游，但凡有可能，我都会选择坐火车。我心仪过去的绿皮车，它慢，能让人看看这快速变化的世界究竟是如何改变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会选东北方向的火车。列车员的乡音使我备感亲切，他们有东北人的风趣幽默，就连那些旅客半开玩笑地唠唠家常、侃侃大山，也能让旅途中的心情轻松许多。
　　一晃多年。铁路线穿城而过，一列列动车组每天在耳边呼啸，仿佛从未走远。它早已开进我们的血脉，延续不断。
　　我的孩子出生以来，6年间，随爷爷奶奶回过3次东北，坐火车的记忆同样深深镌刻在了他幼小的心里。他也如我儿时一样，爱看火车。每逢周末、假期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叫我带他去看车站看火车。只是与我幼年不同的是，我幼年时，铁路线上跑的是蒸汽机车、绿皮火车，看到其他颜色的车都格外新鲜。时光交错。现在，我的孩子则在一列列白色动车组中搜寻着其他车的影子，在他的眼里，蓝色的车和红色的车是他最大的期待，是他每次看火车的目标。
　　火车，载着人生驶来，驶过年少、驶过青春，一列列火车踏着岁月的年轮驶过，有离别的酸楚，有相聚的幸福，更有无数记忆的芬芳。

　　■王明明　　

　　王明明

　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6年生于黑龙江小兴安岭，2008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同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迄今已在《花城》《山花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芙蓉》《百花洲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刊物发表作品60余万字，出版有小说集《舞翩翩》（“锐力文学江西”丛书之一）。现居江西抚州。

　　“我在朗乡上火车时，给父亲发短信，告诉他我坐在8号车厢靠北窗的位置上，再过40分钟就能看见他了。40分钟后，当列车驶过那个普通的道岔口，我使劲地趴在车窗上张望，当他直立的身躯与我所在窗户右侧边缘线交会时，他终于看见了我。一秒钟，一闪而过。他在岗位上，不能向我挥手，他穿着黄马甲，右手举着黄旗，斜着头满脸堆笑，表示他看见我了。他要在8号车厢那么多窗口找我，相比我找他，找孤零零地站在道岔口、站在白雪世界里的他是何等不容易。那之前，我曾多次在心里许愿要看看他的工作环境，可每次都因懒惰而放弃了。现在，我们竟以这样的方式见面。我缓缓放下手，眼泪唰地流下来了。”

　　以上是我2008年日记里的一段文字。10年了，这个场景却五次三番地浮现出来，将记忆点亮。之所以不能忘怀，在于这场景里有我、有父亲、有故乡，更有我们的人生轨迹与铁路并行的那段芬芳年华，有我们对铁路的深情。

　　彼时，父亲的身份是绥佳线某个道岔口上的临时工，我则刚刚结束在南方的大学生活。大学四年，火车一次次载着我从南方回到东北，从东北返回南方。当南方的生活最终稳定后，我坐在那列带我离开的火车里，百感交集。我知道，我可能再也回不去故乡了。

　　路遥在《人生》开篇时，引用了柳青的一句话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，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

　　时光退回到2004年，那年开春，我与一个可能留在家乡从事铁路工作的机会擦肩而过。那时，我在读高三，有一天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父亲在电话那头转达了大伯提供的一条信息，问我是否愿意去报考铁路中专，毕业后做一名铁路技工。父亲说，你大了，这种事得你自己做主，我只是传递个消息。那是我第一次面临人生选择，对于一个刚满18岁的学生来讲，是煎熬的。大伯在铁路干了一辈子，他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铁路系统。可我已然读到高三，再去考中专，考出一个好成绩绝对不成问题，可心里又觉得不甘，曾经一门心思想跨过高考的独木桥，3年时光眼瞅着熬到了尾声，岂不是白白浪费了3年时光？犹豫过后，我放弃了那个机会。后来，我二伯的孙子王成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铁路中专，两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绥化工务段，成了一名铁路技工。时至今日，每每想起他，我都仿佛看到了自己人生差一点出现的另一种可能，看见另一个自己。

　　我们家与铁路扯上关系还得从大伯和二伯年轻时说起。大伯和二伯还在襁褓中时，被祖父祖母带着闯关东来到东北小兴安岭。那一年，铁路招工的消息传来，大伯带着二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了铁路招工，没承想，两个人一辈子就待在了铁路。不仅如此，又过去很多年，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的几个堂哥堂姐也进了铁路系统，到王成这一辈，他们家已经有三代铁路人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铁路世家。

　　幼年的我，对铁路的最初印象源于去大伯家做客。大伯的家就在火车道旁，隔着两条钢轨，与他曾经上班的工区彼此相望。祖父育有七子，大伯比我大了五六十岁，我能走会跑时，他早已退休在家。去他家，都是借着我父亲去看他的由头，我得以有和堂哥堂姐还有更晚一辈玩耍的机会。闲班时，堂哥堂姐会领着我去工区，再晚几年，信号灯替代了信号旗。我拎着信号灯蹲在工区院子里，一列列火车呼啸而过，我学着数车厢的数量。鲜红轮子的蒸汽机车让我印象深刻。渐渐地，我养成了一个怪癖——数蒸汽机车的轱辘：前面一个小轱辘，后面跟着5个鲜红的大轱辘，紧接着又是一个小轱辘，然后就是前后并排各3个轱辘……汽笛一声巨响，在那5个鲜红的大轱辘附近窜出一股白气，吓得我后退了几步。

　　还有很多美好的记忆。比如，我们用照片留下了关于工区的一些影像资料。当时，照相机这个新鲜物件刚出现没几年，堂姐就不知从哪借来了一台。我们在工区院子里举着相机拍照，黄墙红瓦的背景成了记忆的底色。那几年，工区院子里种了两池扫帚梅。虽然它有那么多更好听的名字，比如波斯菊、格桑花……可在林场，我们都叫它扫帚梅。它被林场人星星点点地种在园子里或马路边，只有工区的这两池是大规模的。它们五彩缤纷，与黄色的墙面和蓝色的铁栅栏辉映着。几个堂姐站在花丛中，将花朵摘下来，戴在头发上。胶卷相机，拍照时看不出效果，洗出来多半都是糊的，工区像被盖上了一层雾，不过成片效果极具年代感，好像拍完就立马成了久远的记忆，直教人恍惚。可在工区的记忆却是实实在在的，像被镌刻在了那两池花池的池壁上。

　　转眼到了中学时代。有一阵子，我是在火车上快速经过车站的工区，经过我们的林场。我需要坐火车到二伯所在的林场，再转另一列小火车折返回家。

　　读高中时，惬意和紧张的旅途我都经历过。有一段时期，老家的交通再次变得很方便，周末回家有好几趟短途车可选，它们还都挂了很多节车厢。火车穿行于小兴安岭的山林间，迎着山风，无数浪漫的幻想在青春期的心里不断萌芽。但幸运通常是短暂的，随着新一轮的“改点”（现在说的“调图”），车又变成只有一趟，连车厢都给减半了，只挂了3节车厢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，姐姐和我陆续通过高考来到南方，姐姐在湖北，我在江西。我们读书那些年，交通不便，两个省与老家之间都没开通直达车。寒暑假回家成了我父亲最操心的事。为了我们在旅途中能少受点苦，父亲每年都会想办法买一本最新的铁路时刻表，临近我们放假，他就开始翻列车时刻表。他热衷于研究如何转车能使我们多坐一会儿座位，研究怎么中转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旅途时间。列车时刻表翻烂了一本又一本，直到我们先后告别那个总是跟春运凑热闹的时代。

　　独居南方的那几年，火车偶尔载着父母来南方，偶尔载着我回东北。更多的时候，火车载着的是父母的牵挂，他们将牵挂打包邮寄，通过火车运至南方。可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邮寄，譬如乡音。想念乡音时，我会选择外出旅游，即便是周边的短途游，但凡有可能，我都会选择坐火车。我心仪过去的绿皮车，它慢，能让人看看这快速变化的世界究竟是如何改变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会选东北方向的火车。列车员的乡音使我备感亲切，他们有东北人的风趣幽默，就连那些旅客半开玩笑地唠唠家常、侃侃大山，也能让旅途中的心情轻松许多。

　　一晃多年。铁路线穿城而过，一列列动车组每天在耳边呼啸，仿佛从未走远。它早已开进我们的血脉，延续不断。

　　我的孩子出生以来，6年间，随爷爷奶奶回过3次东北，坐火车的记忆同样深深镌刻在了他幼小的心里。他也如我儿时一样，爱看火车。每逢周末、假期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叫我带他去看车站看火车。只是与我幼年不同的是，我幼年时，铁路线上跑的是蒸汽机车、绿皮火车，看到其他颜色的车都格外新鲜。时光交错。现在，我的孩子则在一列列白色动车组中搜寻着其他车的影子，在他的眼里，蓝色的车和红色的车是他最大的期待，是他每次看火车的目标。

　　火车，载着人生驶来，驶过年少、驶过青春，一列列火车踏着岁月的年轮驶过，有离别的酸楚，有相聚的幸福，更有无数记忆的芬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