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林国庆
　　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刚上小学的我在极其艰苦的岁月中度过了难忘的童年。
　　童年的记忆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奶奶的叮嘱“吃饭不能掉饭粒”“剩饭不能扔”，大概是我对生活最早的记忆了。
　　那时山区还没公路，星期天，大人们领着孩子，坐上火车，去十几里、几十里外的偏僻山野、河滩，开荒种地。黑黝黝的田地被开垦出来，田随地形，有三角的、有长条的、有刀把形的。大人们一镐一镐地将已经深翻的黑土培成垅台，又一个一个地刨出坑来，种子从孩子们细细的指尖落到坑里，他们按照大人的吩咐，用那双小脚将种子用土封好，再一脚一脚地将土踩实。我问，这么踩，种子怎么能受得了呢？妈妈说，只有踩实了、不透风、土不干，种子才能发芽。
　　小小的脚印在长长的垅台上整齐地排列着，那是我童年留给大地的烙印。
　　大自然是慷慨的，不用施肥，也不曾浇水。在春天的阳光下，绿油油的小苗齐刷刷地钻了出来。由树根堆积成的小丘周围，种的莴瓜也长出来了，长长的藤蔓顺势爬上小丘争抢着阳光。也许它们站得高，第一个开出金黄色的花朵。可是没过几天，田里的杂草就像疯了一样地长。火辣辣的太阳下，汗水从人们的头上、手臂上滴在黑土地上。大人孩子都在除草，没有人吱声，只有锄头走在土里的嚓嚓声，一声接着一声。弯腰累了就蹲在地上，不是休息，而是用手薅草。一会儿，双腿蹲疼了，又弯着腰去除草。骄阳下，除草是我记忆中最难熬的劳作。“粒粒皆辛苦”也许说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吧。
　　北大荒的秋天来得很早，7月下旬，豆角就陆续开始成熟，8月中旬，鲜苞米就能烀着吃了。金色的秋天来了。
　　铁路各部门的工会积极奔走请示，终于开出了帮助铁路职工家属秋收的火车。火车头拉着从各单位征集来的自备平板车箱，每到星期天和法定节假日时，火车便运行在开荒种地相对集中的区间，运行的时间和路线都事先通知到全体职工。那时候，铁路工人和家属都为能坐着火车去秋收而感到自豪。
　　清晨，人们走下火车，蹚着露水走向山野。大人们掰苞米棒子，将拳头大的土豆从地里刨出来。孩子们将装着土豆、莴瓜、苞米、豆角的面袋子扛在肩上，一趟趟地搬运到秋收车预停的路段旁。
　　本来是没有什么路的，是开荒人硬踩出来的小路。途中还要经过塔头甸子，那是寒温带林区特有的沼泽湿地。人从水草上走过，就像走在海绵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稍不留神就会摔倒。浑身湿透了，重重的袋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头脑都有些发木了，心里还在默默激励自己：已经走过三分之二了，快要到了。遇到上坡时，湿滑的鞋子踩着草根和黏糊糊的黑土，身子不由得东摇西晃，我要小心翼翼地一手抓着旁边的树枝，一手扶着肩上的袋子。就这样来来去去搬运着。最后一趟搬运时，装完孩子们的袋子，剩得再多，大人们也要咬牙扛到自己肩上。那时候的爸爸妈妈，在我看来是那样高大能干，跟着他们，你会坚信自己也是个能干的人。
　　一家家的收成，一袋袋一堆堆摆在铁路旁。人们在丰收的满足与喜悦中等待秋收车的到来。时间还早，大人们找来枯树枝点起一堆堆火，烤着刚刚掰下的苞米棒子，烧着土豆。烤苞米的甘甜、烧土豆的焦香，弥漫在秋天的山野河滩。最神奇是爸爸烤的莴瓜，只见他捧着从河边和好的黄泥，将洗净的莴瓜用稀泥裹好，放入火堆中，火堆上妈妈还在烤着苞米。我担心莴瓜会被烧没了，不停地喊着爸爸快来看看。爸爸不吱声，一边吃着苞米，一边望着噼啪作响的火堆。火渐渐熄灭了，火堆里的余火冒着青烟，爸爸用木棍将一个个烧得硬硬的大泥球从余炭中拨出来，用垫着厚厚苞米叶的大手，捧起泥球轻轻往石头上一磕，泥壳脱掉了，一股清香甘甜冲了出来。我急忙伸手去抓，手立刻被烫了回来，不好意思地红着脸望着爸爸。只见他用垫着苞米叶子的双手，将烧好的莴瓜掰开，放在妈妈已经铺好的苞米秸秆上，那一块块莴瓜冒着热气，不规则的边缘上亮晶晶地闪着光，那味道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。人们围了上来，大家吃着，说笑着。
　　呜——秋收的火车开过来了。要把整袋子的苞米、土豆、莴瓜装上火车是件很难的事。男人们分工合作，有人从下往上抬，车上有人使劲往上拽，女人们喊叫着帮忙，各家的孩子拿着工具、衣服等物品，心里还在暗暗地记着自家的袋子放在哪了。所有的袋子都装上了火车，各家的人在清点整理着自家的收获。
　　呜——火车慢慢地开动了，煤渣随着蒸汽从烟囱里喷了出来，打在人们的脸上，没有人在意。火车向着下一个秋收点开去，接着又是一场热火朝天的装车战斗。